首个抱团养老实验与暂停关闭状态
王桂芬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做组织者，来招募人员，并进行管理，她和老伴愿意提供场地。他们心里也有几个愿望：老人们抱团住在一起，在电费上能不能有所优惠?能不能定期有医生来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?出门买菜不方便，能不能设置一辆公共推车?这不就是养老院可以解决的需求吗?据说，成都很多养老院就像这样啊....而且每天还安排各自活动，还有医护人员定期体检...其实这种养老院也很好啊
13号下午1点多，82岁的朱荣林坐在朝南的小阳台上，消瘦的手指握着搪瓷杯，浏览着手机新闻。78岁的王桂芬则坐在阳台前的木椅子上，看着电视剧《太行山上》。除了坐久了有点痛起来走走，大多数时候，一双老人像是一对沉默的雕像。
在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这栋500平方米的乡间别墅里，随处可见十多位老人曾在这里抱团养老的痕迹。客厅里的三条长沙发用罩纱盖了起来，餐厅的拐角处竖着两大张木头圆桌面，以往下午热热闹闹的棋牌室里，皱巴巴的桌布已落了灰。院子里的香泡树上挂满了青黄色的果子，但今年没有人去摘。
院子里的香泡没人摘
别墅里的棋牌室
2017年5月，退休英语老师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，招募几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老。三年不到的时间里，小别墅里来来去去近30位老人。直到2020年初，疫情让这个临时团体被迫解散。
抱团养老的这些年，他们经历了什么?这个项目还会继续吗?10月10日，记者来到这栋小别墅。
尝试抱团养老的初衷：让生活热闹点
穿过绿油油的农田和静谧的小池塘，我们在一小片竹林后找到了这幢欧式小别墅。屋前的架子上晒着冬衣冬鞋，这是王桂芬一早整理出来的。朱荣林则刚从瓶窑医院回来。港东村离医院有近六七公里的路程，他定期要起早去医院做针灸。
“不热闹了，没人打牌了。本来下午吃完饭大家打打牌，很好的。”朱荣林的语气有点低落。他前两年又动了一次手术，现在的身体状况并不好。患上胃下垂之后，他的食欲也越来越差，两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。“没有脂肪，胃已经掉到这里了，不可逆的。”他放下营养液，用手指在腰部比划了一下。
王桂芬敏锐地察觉到老伴的变化，“两个人最多吃三个菜，以前人多的时候，他胃口还好一点，现在得想法子换菜色。”
在港东村，随处可见绿油油的农田和树林
退休后，朱荣林和老伴原本住在杭州市区的三里亭，在那里他们有不少牌友。但在港东村长大的朱荣林还记挂着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刚好朱家老屋也能拆了建新房，儿子就出钱给二老造了座小别墅。2010年，他们回到了农村。
村里的老人都认得朱荣林。说话的间隙，村里一户人家拿着喜糖和米糕上门拜访。“他女儿结婚了，我们这儿的习俗。”朱荣林脸上也带上了喜气。
王桂芬觉得一双儿女没怎么让自己操过心，孙辈也请了阿姨和其他长辈照顾。原本儿子也一起住在这里，但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老人总要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，电话也要焦急地打几通，“还是算了，我们俩守着就行。房子一年没人住就不像样了，总要看着的，就让他们周末回来聚聚就行了。”
农村环境好，风景好，熟人多，但无法排解老人的孤独。2016年，朱荣林罹患膀胱癌。疾病对他的打击很大，原本开朗的朱荣林总是郁郁寡欢地躺在沙发里，脾气也变得喜怒不定。年龄渐长，愿意和他一起旅游打牌的人也越来越少，“上了年纪能去哪里呢?只能去养老院了。养老院里去不得的……”
如今只能刷刷手机新闻，看看电视
王桂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2017年，她碰巧在报纸上看到其他老人抱团养老的实践，想到家里有六个空房间，和老伴也能试一试。“就是想着和大家一起热闹一点，养老不那么孤单。”这是朱荣林的初衷。他们在报名条件上做了限制，最好是六七十岁的本地老夫妻，有生活自理能力，经济上不要太计较。短短一周，就收到了100多个申请，他们大多是子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。
抱团养老难免的膈应：事事都要计较
71岁的蒋一纯是在第一波报名者中有人退出后加入的。他的装扮很有职业特征，鸭舌帽、黑马甲，他年轻时做过导演。蒋一纯在家里装了KTV设备和投屏，一个月基本只有三四天在家里，其余时间都和朋友四处旅游。这几年，他又回到了这种生活，“是蛮自由的，但也会怀念之前抱团养老时的热闹。”
蒋一纯
蒋一纯印象最深的，是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的闲聊时间。有做过首饰商的老人，看到其他老人戴的金镯子，会给她分析分析成色如何，怎么打更好看，以及年轻时工作中碰到的奇闻轶事。有的老人聊起孩子是丁克，自己没办法，也管不了时，蒋一纯就会提到他“儿子不管老子，老子不管儿子”的理念，“我完全不干涉儿子的生活，也不会帮他们带孙子孙女。”……
早上起床吃饭，饭后十几个人一起沿着田间小道散散步，回来之后张罗午餐。下午打打牌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聊天。老去的速度似乎在抱团养老的互相陪伴中减缓。
王桂芬一开始并不愿意和我们多聊，只是默默地关掉电视，走进厨房擦拭桌垫上的碎屑，爱干净的她总是闲不下来。
“我一开始也不愿意他弄这个项目。”王桂芬说，老伴喜欢热闹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个“甩手掌柜”。退休前担任化工厂厂长的她，则更多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。
“我觉得老人不能丧失社会性，但这样的抱团也意味着，你进入了公共空间，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。”王桂芬发现，抱团养老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。比如，王桂芬原本按照值日表安排好的买菜工作，有人以“没去过菜场、不会买菜”为由不愿履行，王桂芬只能自己去买;大家一起吃饭，有人总会最先夹走鱼腹上最大最好的一块，王桂芬想了个法子，之后不买鲫鱼或者鳊鱼，而是购买草鱼这类容易切块的，尽量分成大小一样的鱼块，每人夹一块……
老人们的就餐统计表
王桂芬开始负责处理问题和争议。“沟通没什么用的，就是碰到问题后，想个解决办法。”王桂芬曾经和老人提过建议，但对方听后只是不作声，有的做出了改变，有的依然我行我素，“都这个年纪了，能改变什么呢?”
因为电费计价按总度数划分，一年的电费花销不少，有的老人就提出别墅里放了三台冰箱，平均分配是不是不合理?王桂芬和朱荣玲就分担了两份水电费。“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，如果事事都计较的话，抱团也不会开心的。”王桂芬说。
尽管如此，王桂芬也是想把抱团养老项目继续办下去的，“但现在有疫情的影响，加上照顾老伴分身乏术，真是有心无力了。”
朱荣林这几年动了两次手术，越来越消瘦了
抱团养老模式的未来：能否规范可持续
蒋一纯记得，有一天早上他听到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一看是位六十多岁的大娘，背着个大麻袋。大娘的老伴去得早，孩子又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她在报纸上看到抱团养老的报道后，就背着一袋子的陕西辣椒酱，在村里一路打听过来了。
国内首个抱团养老的案例吸引媒体关注
即使是现在，也不断有老人打来电话来询问王桂芬项目的情况，有的是早年认识的朋友，有的是来自海南、四川、上海……全国各地的陌生人。他们向往着热闹新鲜、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，而不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守着日历和电视，日复一日地熬过被拉长的岁月。
朱荣林也表示，之前的参与者来到这里，都有各自的算盘：有的为了观察全新的养老模式;有的家里房子拆迁，需要暂时找一个租金较低的地方居住;有的把市区房子出租出去，住在这里省钱……真正想抱团养老的人有多少?他也答不上来。
朱荣林和王桂芬尽管拟定了结伴养老协议书，但远远无法涵盖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。一位在小别墅里居住了两年的老人，总习惯穿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。王桂芬多次提醒她换成防滑拖鞋，老人也并不听劝。几天后，老人在阳台晾衣服时不慎摔倒导致小腿骨折。在被女儿接走前，老人还提出要求赔偿几千元。
拟定的结伴养老协议书
王桂芬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做组织者，来招募人员，并进行管理，她和老伴愿意提供场地。他们心里也有几个愿望：老人们抱团住在一起，在电费上能不能有所优惠?能不能定期有医生来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?出门买菜不方便，能不能设置一辆公共推车?
王桂芬的想法涉及到一个问题：抱团养老能否发展为可持续的模式?对此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平表示，抱团养老可以和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。有关部门和社区对抱团养老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，予以支持，提供服务。社区需要从实践中概括、总结出一套规范可行的协议模式，供老人们参考使用。
尽管蒋一纯理想的抱团养老模式是和朋友或亲戚一起养老，但他挺想接过港东村的这个接力棒。“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抱团养老尝试，继续做下去，才能引起大家对养老的更多关注。”蒋一纯指了指身后的这套小别墅，“这里已经成了抱团养老的标志。”
希望能把房子出租出去的村民
在港东村里，有二十栋左右村民新建的小别墅，看上去挺气派。有的外墙上还贴出了出租套间的广告。抱团养老被近百家媒体报道后，村委开会时有不少村民都提出了做“养老村”的倡议。
“其实我们这里风景好，空房子也多。不过现在有的租金高，风险也开始大了。”朱荣林躬着腰，望向远处的田埂。
